元代词人、邯郸才士张之翰，曾作《兴济县》一诗，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此地往昔风貌：兴济县城下，扁舟不敢行。树连云脚动，风卷浪头生。只道甘霖作，谁知乱雹倾。我方为郡去，不觉暗心惊。千载光阴倏忽而过，这首诗至今仍在流传，然昔日的兴济县，却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如今的地图之上，仅余“兴济”二字的渺小标识，昭示着它已是隶属于河北省沧州市沧县的兴济镇。

关于兴济置县的渊源，历来众说纷纭。明代《兴济县志》《河间府志》等方志皆云，此地宋时为范桥镇属地，徽宗大观初年始升格为县。但细细考订，宋代官修的《宋史·地理志》，以及稍晚于大观年间、由欧阳忞编撰的《舆地广记》，却均未载此县之名。反倒是清代《大清一统志·天津府》“古迹·兴济故县”条下有明确记载：“金初置县，属沧州，大定六年，改属清州”。依历史地理研究的通例，地方志记载须服从全国性总志的权威论断，由此可断定，兴济县的建制，实始于金代。《金史·河渠志》中亦有佐证——金泰和六年，兴济县令曾执掌“管勾漕河事”，其职责便是“催检纲运，营护堤岸”，既要督办漕粮运输，亦要守护运河堤岸，保障漕运命脉畅通无阻。由此观之，兴济县的设立，本就是金朝为保障运河漕运而量身打造的举措。彼时金朝所倚重的运河，恰是隋代古永济渠的一脉支流，“兴济”之名也由此而来。可以说，这座小城自诞生之日起，便与运河血脉相连，是一座因河而生、因河而兴的郡县。

相较于置县时间的扑朔迷离，兴济县的裁撤则有着清晰可考的脉络。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这座存续数百年的县城被撤销建制，并入青县。究其缘由，大抵是因其地处大运河畔，扼守漕粮运输的咽喉要地，每逢改朝换代的乱世，便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重镇。经年的战火兵燹，早已将这座小城摧残得满目疮痍；再加上它本就是个仅辖11里编户的蕞尔小县，人口愈发凋零，早已不堪县制的负担，最终的裁撤，也就成了无可奈何的必然结局。从金初设县到清初裁撤，兴济县在历史的舞台上，走过了约五百年的沧桑岁月。兴济县的城墙，亦是一桩颇具趣味的公案。在明代《河间府志》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鸿篇巨制中，均称其“无城”；然而明代《兴济县志》里，却对城池有着详实记载：“土城，周回三里，高一丈八尺，底阔一丈五尺，顶阔九尺，东西门楼两座，匾东曰海晏门、西曰河清门（因东望海，西邻河，故名之，寓祝愿也）角楼四座，敌台六座。池宽一丈深八尺。”

何以出现这般截然相反的记载？细究之下，答案或许藏在城池的规模之中。彼时河间府下辖诸县的城池，个个规制宏大：献县土城周回六里，高二丈五尺；肃宁土城周回六里，高二丈八尺；青县土城周回五里，高二丈五尺，城厚二丈……与之相较，兴济县城池的体量，实在是渺小得不值一提。其规模之小，甚至与民国时期冀地村镇的“墙围子”相差无几——如民国《馆陶县志》所载，王集围寨高一丈五尺，张官寨镇围寨高一丈八尺。这般“小家子气”的城墙，自然入不了府志、通志编纂者的法眼，于是便有了“无城”的记载。兴济县虽小，存世亦短，却在明代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堪称名副其实的“龙窝”。此地诞生的张氏女子，不仅被册封为明孝宗朱佑樘的皇后，更是这位帝王一生唯一的妻子。正因这份独一无二的恩宠，她所诞育的皇子，成为了毫无争议的皇位继承人，兴济“龙窝”的美誉，也便当之无愧。

除了母仪天下的张皇后，兴济还走出了一位民国风云人物——西北军统帅冯玉祥。他在自传《我的生活》中曾这般追忆：“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济）镇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绪八年的秋天。”即便在裁撤县制之后，兴济依旧是声名远扬的经济重镇。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河北省政府建设厅编纂的《调查报告·第四编·工商》中，便对其盛景赞誉有加：“兴济为青县大镇，居运河东岸，其商业之繁盛，亦不亚于独流，而商号之殷实，或加独流之上，商号中以粮店为最大，平时籴粜每批粮价有达十数万元以上者，凡沿运河之扬柳青、独流、沧县、泊头、连镇等之粮店皆不能及，至于工业，以草帽为最普遍，每年有极大之进款，而制猪毛业者亦有七八家之多，且有渐超发达之势，可与独流工业并驾齐驱。”寥寥数语，便将这座运河古镇的富庶繁华，描摹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