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历史人物纪念雕塑的争议屡屡引发公众关注。从昆明永历帝雕塑的“镇魂锁”设计争议，到各地历史人物雕像的分布与解读差异，诸多现象折射出当前历史纪念领域存在的失衡问题——对华夏历史上守土抗敌、开疆拓土的英雄人物的纪念，与其他历史人物的纪念规格、传播力度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失衡值得我们理性审视与探讨。一、 公共雕塑的鲜明反差：谁在被重视，谁在被边缘化在各地的公共纪念空间中，雕塑作为直观的历史载体，其分布与规格往往映射着历史叙事的倾向。一方面，部分满清权贵与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雕像，常以地标级规格占据核心景区。沈阳故宫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铜像，通高逾10米，是城市标志性景观；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康熙、乾隆行乐雕像群，配套完整的“盛世气象”解说文案；内蒙古多地矗立的成吉思汗巨型雕像，最高达40米，依托雕像打造了完整的文化园区。这些雕像不仅体量宏大、位置优越，还拥有完善的宣传与维护体系，成为地方文化名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夏历史上抗击侵略、守护山河的英雄雕像，普遍存在数量少、规模小、位置偏的问题。抗击荷兰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其雕像仅在厦门鼓浪屿等少数地区矗立，未形成全国性的纪念影响力；抗击倭寇的戚继光，雕像藏于山东蓬莱阁景区角落，高度仅3米有余；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的文天祥，其纪念雕像多局限于故里祠堂或烈士陵园深处，鲜少出现在城市核心公共空间。即便是左权、赵一曼、张自忠等抗日英烈，其雕像也多被安置在纪念陵园内，知晓度仅局限于局部区域，缺乏大范围的宣传推广。这种反差在明朝历史人物的纪念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明朝涌现出诸多开疆拓土、守土抗敌的杰出人物，但他们的纪念雕像堪称寥落。明太祖朱元璋驱逐蒙元、恢复汉家衣冠，全国范围内鲜有大型独立纪念雕像，反而丑化其形象的传言在网络泛滥；明成祖朱棣五征漠北、派郑和七下西洋，除了明十三陵的石像生外，几乎没有专属的纪念雕塑；镇守辽东的袁崇焕、血战西南的李定国等明末抗清英烈，其雕像更是仅存于故里祠堂或小众纪念馆中，连基本的公共纪念空间都难以获得。二、 历史叙事的双重标准：美化与矮化的失衡困境雕塑分布的反差背后，是历史叙事领域存在的双重标准。部分满清帝王的雕像配套解说中，往往刻意放大所谓“康乾盛世”的功绩，对“跑马圈地”“剃发易服”“大兴文字狱”等压迫性政策轻描淡写，甚至将其统治解读为“促进民族融合”的典范。与之相对的是，明朝帝王与英雄的历史功绩常被刻意弱化，朱元璋的开国之功被抹黑为“暴政”，朱棣的开拓之举被歪曲为“穷兵黩武”，明末抗清英烈的浴血奋战更被部分声音解读为“阻碍统一的闹剧”。这种双重标准不仅体现在雕塑解说中，还渗透到影视、学术等多个领域。一些影视作品刻意美化满清权贵，将降清将领塑造为“识时务的俊杰”，却丑化秋瑾等反清革命志士；部分学者淡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惨案，用“历史进步的必然代价”为满清的侵略行为辩护，同时将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抗争贴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标签。更有甚者，网络上出现丑化朱元璋形象、恶搞民族英雄的不良风气，而这些行为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三、 理性诉求：不是制造对立，而是寻求平等与尊重需要明确的是，公众对历史纪念失衡的质疑，从来不是为了制造民族对立，而是为了寻求对历史的平等尊重与客观解读。我们不反对纪念少数民族历史人物，毕竟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纪念不应建立在矮化、漠视华夏英雄的基础之上。那些为守护山河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无论是抗击外敌的戚继光、郑成功，还是抵御侵略的左权、张自忠，都值得被郑重纪念；那些开创盛世、守护汉家衣冠的明朝帝王将相，其历史功绩也理应被客观书写。基于此，我们提出几点理性诉求：其一，公开历史题材雕塑的立项、审批流程，引入公众参与机制，确保雕塑创作尊重历史事实与民族情感；其二，为公共空间的历史雕像配套完整、客观的解说文案，厘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避免片面解读；其三，加大对华夏抗敌英雄雕像的建设与宣传力度，让更多人铭记英雄事迹；其四，摒弃历史叙事的双重标准，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不同朝代、不同民族的历史，既不美化侵略，也不贬低抗争。历史的价值在于铭记与反思，而不是选择性遗忘。唯有平等尊重各民族的历史贡献，正视华夏英雄的抗争事迹，才能构建起真正客观、全面的历史叙事，让后人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支持楼主去当地政府要求修些更大的。

看了贵州安龙的行宫，那行宫很像越南王宫的画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