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链接客观地说，在关于“中国”的论述当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史”范畴的当属元清史，尤其是清史。举个例子，清廷在处理蒙古、西藏、新疆等“非汉”地区以及部分涉外事务时，都会通过理藩院来进行协调与处理的。但与传统的六部不同，理藩院的高级官员几乎均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汉人被彻底排除出了边疆与外交事务之外。鉴于此，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样的安排，导致边疆的民族精英们在政治和制度上是与清朝皇帝而非与中国（Chinese state）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非常微妙的话题就此摆上了公众的台面——“清朝”到底是不是“中国”？01古典意义的“中国”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除了遣使招谕故元宗室和蒙古部落臣民之外，还遣使持诏谕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琐里、爪哇等地，表示“然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显然，他似乎并未将八番、西域、畏吾儿等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一直恪守着传统“天下观”的明朝君臣们，将国家划分为两京十三省与“外夷”两大部分。对此，《大明一统志》中如是写道：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廷。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值得一提的是，世居东北的女真一直被明廷视为接受羁縻统治的重要管辖区，正如《大明一统志》中所说的那样：女真迨入本朝，悉境归术目开原迤形。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卫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公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1616年，努尔哈赤被诸贝勒、大臣推举为“英明汗”，以天命为号，建立后金国。但是，他不仅在称汗前一直视明朝为“天朝”，甚至在两年后发表的讨明檄文《七大恨》当中，依然将明朝皇帝视为“天降大国之君”与“天下共主”。皇太极即位后，对明朝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比如他在致明朝的文书中表示，“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明国复无一言，明既称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由此可见，尽管皇太极也与自己的父亲一样，将明朝视为“中国”，但认为“中国之主”并非明朝皇帝永久独占，自己也有机会参与角逐。因此，他不仅经常以“北朝”之君自居，还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北朝”与“南朝”的共主。1644年清军入关后，顺治（更准确地说，是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将自己视为取代明朝统治的“入主中国之君”。因此在告祭天地的祝文中，出现了“我皇祖宠膺天命，肇造东土，建立丕基……值明祚将终，奸雄蠭起，以致生灵涂炭，傒望来苏。臣钦承祖宗功德……因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的论述。实际上，即便是乾隆本人也曾在《皇清开国方略》中颇为骄傲地表示，“我大清兴于东海，与中国无涉。虽曾受明之官号耶，究不过羁縻名系而已，非如亭长、寺僧之本其臣子也。”一方面，乾隆所说的“中国”指代的就是明朝；但另一方面，它的内涵是比较模糊的——既可以是曾经“受命于天”的“天朝”，也可以指地理意义上的“明朝疆域”。鉴于此，欧立德教授曾公开表示：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同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一个“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坦诚说，如果将“中国”视为古典意义的、带有“汉文化属性”的中原王朝，那么身为“中国”的明朝疆域，无疑是“大清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问题是，在有清一代的不同文献中，“中国”一词的内涵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欧立德在仔细阅读了《大清历朝实录》之后发现，在1644—1911年间合计出现了1088次“中国”。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指代的是“汉人居住地”；剩下的“中国”指代的“好像是整个大清帝国的国土”——他“大多出现在处理对外事务层面，或者是一种历史或文化的语境下”（有着“中央之国”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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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初为地理概念，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最早记载该词，指周王朝统治中心（今洛阳地区）。也就是最早的中原中国”之中心位于黄河流域一带，后泛指中原地区。黄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中夏或中华，与中国含义相同。《韩非子·孤愤》：“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兼并了中原区域。乾隆说：“夫对远人述颂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说乾隆认为不是中国的，怎么解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