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水利为了维持庞大的军国开支，与魏蜀争雄，东吴学习曹魏在其统治区内，也大兴屯田，开发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军粮供给孙吴的屯田始发于建安八、九年到西灭吴历时70余年，特点是：土地开发与水利建设并行，屯田与水利事业兴修相伴随随着东吴屯田制的向前推行，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前推进太湖地区在东汉末年便是“沃野千里”，为了加速太湖地区的农业发展，孙吴组织人马在此屯田并且广修水利“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根据《湖州府志》记载，孙休时，为防御太湖水泛滥，东自吴兴城北，西抵长兴，“为长堤数十里”，称为“青塘”，青塘的修筑，很大的控制了湖水的外溢，改善了湖东的环境，极大的促进了太湖东南农业的发展不仅是太湖，孙吴时期同样在沿海修筑有海塘，改善沿海的斥卤之地，保障农业发展，据《吴越备史》载：孙皓时，“华亭谷极东南，有金山咸海塘”同样孙吴对运河的开发也很重视开凿了从云阳到达长江的运道，成为了后来江南运河的雏形《太平御览》记载的：“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垄，功力艰辛”这段内容，便是岑昏（没错，那个跟黄皓并列的岑昏）对丹阳至丹徒一代河道的整治，清人有称“自今吴县行舟，过无锡、武进、丹阳至丹徒水道，自孙氏始。”岑昏对江南河北段的治理，方便了航运，更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古丹阳，也成为孙吴的屯田区，据《高淳县志》载：“孙氏起江东，中原避乱者多归之，无田可种，始将金钱等处兴筑围田，各分疆界，多为邑里。”孙吴在古丹阳的活动，使得丹阳湖周边多出了万亩良田，成为了孙吴一个富庶的农业区，也为后来六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孙吴对长江两岸的农业水利发展也很重视，《三国志集解》载吕蒙攻下皖城后，在曹魏的基础上注稻田三百余顷，百姓都为其立庙，进一步扩大了吴塘陂灌区“吕蒙凿石通水，注稻田三百余顷，功利及人。先未立庙，里人以灊山庙在吴陂之侧，因指明以祀焉”同时在长江中游，也以武昌为基准，开发了诸屯区，如阳新灌区，引巴灌区，涔水屯区，其中《水经注》载“入县，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门郡界，南流至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数千顷”可能就是周泰“将兵屯岑”开发的结果此外，随着屯田的持续开展，江陵、安陆屯区的农田水利事业也由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三国志》载:“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

商业孙休诏书曾说“自顷年已来, 州郡吏民及诸营兵, 多违此业, 皆浮船长江 , 贾作上下 , 良田渐废 , 见谷日少”由于运河的开采，使得长江沿岸的商业流通空前提高，很多屯田民放弃本业跑去经商，而在临海的钱塘江，则乘着孙吴海外贸易的东风，更加繁荣长沙简牍的内容则对孙吴的商业发展有了更多补充，长沙储存有大量货币，表明当时的人对使用货币很感兴趣，再加上税目繁多也能体现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而朝廷用钱币粮食向民间购买布 、麻、水牛皮等物的行为则开启了南朝与隋唐时期“和市”制度之先河，并由此而生的贸易中介人物“价人”的出现而这还是孙吴统治区较为偏远的地方，由此可见孙吴核心地区江南的商业发展到底多么兴盛高敏原话表示以上种种“充分反映出孙权统治时期的长沙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已相当惊人 ”也不外呼吴人吹嘘“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而这也与吴地的手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关系

手工业浙江地区在孙吴时期“铸山为铜，煮海为盐”，让煮盐业成为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为加强对盐业的管控，设立了司盐校尉与司盐都尉两种盐官而孙吴对冶铁的管理机构则不设置官署，而是对“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见于文献记载的冶铁场所，就有梅根、武昌、建业等处根据考古研究发现，制瓷技术质的突破首先发生在东吴时期，仅在江苏地区的吴墓中就出土了110件青瓷，其中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经鉴定，认为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是迄今最早的、有纪年的、真正的瓷器，孙吴在瓷器的装饰工艺上首创了彩绘艺术，将不同着色的材料成功的装饰于瓷器上，这是我国瓷器工艺史上技术和艺术的重大突破而在岭南，葛麻等纺织业技术水平丝毫不亚于蜀魏，吴人写的《南洲异物志》载“五色班布, 以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 状如鹅毛, 中有核如珠珣, 细过丝棉, 人将用之, 则治出其核, 但纺不绩, 任意小抽, 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 则染之五色, 织以为布”在岭南地区还非常适合养蚕，最早记载在这里开始发展种桑养蚕的便是孙吴“建安中, 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 见土地形势, 观尉佗旧治处, 负山带海, 博敞渺目, 高则桑土, 下则沃衍”同时孙吴造船业相当发达，《水经注》载“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说孙权时期的楼船已经可以容纳三千人，并且为了商业发展与人口掠夺，建造航海大船，《南洲异物志》载孙吴海船容貌“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二三丈，往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海外开发与交流跟着造船业与商业发展的，同样还有海外的交流与贸易，在掌控交州以后，孙权便命令吕岱使东南亚诸国纳贡通商，《吴鼓吹曲》描述过孙吴时期海外贸易的繁荣景象“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对海外的开发，除了发现宝岛外，孙权派出去的朱应康泰按推算，也大致途径听闻了东南亚一百多个国家对宝岛，孙权也不是把功臣杀了就完事了，《临海风物志》详细记载了当时宝岛的风土人情，证明孙吴对宝岛的控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人皆髡发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有犬尾短如麇尾状。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地有铜铁，唯用鹿格为矛以战斗，摩砺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啖食之，以为上肴也”

基础科学配合航海的兴盛，吴人对天文地理也十分感兴趣，天文学上有陆绩的《浑天图》，姚信的《昕天伦》，杨泉的《物理论》，陈卓的《浑天论》，王蕃的《浑天像说》等，其中陈卓是我国著名的天文与星占学家。他构成的全天星官系统一直是后世天文学者制作星图和浑象的重要依据，并一直沿用到了近代。清代学者则称赞王蕃为“天家之圭臬”地理著作上吴人则有严畯的《潮汐论》为我国最早研究潮汐的著作，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则交州及周边地区的风土人情，康泰的《吴时外国传》与朱应的《扶南异物志》涉及东南亚南亚西亚部分国家社会习俗物产贸易多方面内容，至今也是记述南海诸国最早的海洋文献专著，同时也是记述柬埔寨古代历史的唯一有价值的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