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华的典型个体略叙湖南人精神》节选 作者：易新农 …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大举北进。令陈友谅部降将阳从政往湖广搜刮田赋，规粮为饷。朱元璋得阳从政报告，又得陈友谅粮册，得知湘乡两次向陈部输粮十万八千石，遂以此数作为湘乡秋粮定额，并按数征银两，强令永远照纳。须知，这不是战时征粮，而是每年所征田赋。这样，湘乡州田赋较宋元时的三万八千石增加了六万余石。这就是历史上四百年“堕粮”案的缘起。朱元璋北进，军用日繁，苛征无度，“民愈困而追索愈迫，财益尽而取派日繁”。真是“一人愠怒，万家忧戚”。 易华体察民情，义愤填膺，与阳从政据理力争：“频年盗寇横行，此类苛征，不止友谅，求免死须臾耳！今吴王伐罪吊民，不以此时解倒悬，收四海之人心，反贻黔黎子孙之忧，王者不为也！”[lbk]6[rbk]此时，朱元璋大势已定，天下在握，严拒易华劝谏，强令执行。阳从政声言：“不从且屠，毋多言。”易华抗言：“不为民请命，默不一言，是卖众求荣，华不忍为。吾意不可不明，民意不可不从，死则死耳！”朱元璋调遣大军镇压，易华率七子到各州联络，召集四十八寨寨主歃血誓师。时易华已七十高龄，仍骑马执干，指挥作战，部下义兵悉归心听命，拼死抵抗朱元璋大军讨伐。后为免殃及无辜，易华设计声言在驻地乌石寨投水自杀，并令义兵撤散，空寨以待。朱元璋部追至乌石寨，见寨里无兵，盔甲兵刃狼藉满地，以为易华部下已溃散，遂收兵回营。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闻说易华未死，又兴兵前来剿杀，搜湘乡，毁所居，株连甚众。易华潜身在上麓寨险峰上，朱元璋大军围山搜剿，易华下令义兵纵火烧山，伪装自焚，自己则在烧山之前撤出，趁敌不备，混入敌营，刺杀监军名王及奸贼阳从政。之后，潜身避往江西袁州，冒姓何。 湘乡经多年战乱，复因“堕粮”重压，百姓饥荒严重，时谷种一升值银一两，百姓只得采蕨根为食，饿死人无数，不少人逃亡他乡。因人丁稀少，田园荒芜，朱明王朝下诏移江西居民往充实之。易华始率七子返回湘乡，复姓易，大坪易氏由是壮大。然事秘，当时莫有知之者。 明洪武十年（1377）易华逝世，享年84岁，葬于湘乡县二十九都羊楼冲钟鼓石。当地人传说，每当风雨阴晦之时，山谷间即有金鼓之声鸣应，似乎英魂不灭。清贡生萧长仁在《重修云盘山易参政太公庙记》中，称“公之豪侠盖七泽,勇略冠三湘”,并记述其祖父云山先生在吴三桂叛乱时,曾集义众为一方固守，“忽夜至三鼓,嚣尘四起,恍军马之奔腾,众惊为寇至,咸起御之。四顾寂然，绝无影响，始怪而终安焉：乃知公在天之灵，虽逾三百余年，其默佑保障者，尚凛凛如生也！” 整个明代，湘乡民众一直处于“堕粮”重压之下，民生凋敝，苦不堪言。清顺治八年（1651）知县南起风奏请核减“堕粮”，未能获准。此后，县内绅民相继奔走呼号，地方官也反复据实陈奏，“堕粮”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仅以战乱灾荒之年获得部分减免。直到乾隆四年（1739），湘乡田赋才得以比照长沙则例，以五万九千二百八十九石为定额，较明代减少四万八千石，延续近四百年之久的“堕粮”问题，至此基本了结。湘乡民众才能缓过气来，全县经济文化得以有所发展。 清末举人王礼培在《易闻远公传》中对易华做高度评价：“阴德及人，天殆将启之欤！孝莫大于复宗敬祖，游羿之彀，卒能不变其节，可谓烈丈夫矣！受任参政，仗义执言，不惜一死，激励父老，使元凶授首。徒以淫威之积，虽有孝子慈孙，茹恨终古，先人之善，知而弗传。邑志且为‘土酋’，是独易氏子孙引为正义之不伸，抑亦载笔者所当羞。”[lbk]7[rbk] 20世纪80年代末湘乡新修县志，时《湘乡县志》副总编纂钟梦周亦在《一份新发现的有价值的史料—〈易闻远公传〉评价》一文中对易华做高度评价：“人民群众不但没有把所受的祸害归罪于他，反而对他怀着巨大的敬仰之情，甚至视之为神……《传》文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能与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对易华大加赞扬……像易华这样一位特立独行，在湘乡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其事迹在湘乡旧志中竟然没有如实记载，而被贬为‘土酋’，确实为‘载笔者所当羞’。应在新修县志中为易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lbk]8[rbk] 易华逝世后，乡人亦在乌石峰为他建庙塑像，奉祀至今。 乌石峰又名乌石寨，在湘潭县西南乌石镇，峰峦峻峭挺拔，直插云天，因满山石呈乌黑色，故名。易华庙因年代久远有所损坏，民国十三年（1924）重修。年被湘潭县定为文物保护单位。1933年当地群众又一次捐资修复。此庙庙门刻“乌石峰”三字，有门联:“鸟飞将近日；石乱欲撑天”。易华塑像立于庙中，有对联一副：“神恩浩荡，保障一方，有功德于民则祀；庙貌堂皇，巍峨万仞，想英灵历劫如生”。六百多年来，易华庙一直香火不绝，关于易华的英雄传说、故事亦代代相传。

易华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子弟，历史上湘潭、湘乡英雄辈出。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声名赫赫的彭德怀元帅。生长在乌石峰下的彭德怀幼年时常上乌石峰砍柴放牧，常听当地人和易华庙庙祝讲说易华杀贪济贫的故事传说，自小即立志向易华学习。《彭德怀传》和《彭德怀全传》都有关于彭德怀自小立志学习易华的记述。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回湘潭进行农村调查，对家乡人说：“我是挖泥巴出身的，当时我起来革命是深受乌石寨主易华参政劫富济贫的影响，才把革命搞成功。”[9]又说过：“我年轻的时候，受了易华影响，立志‘劫富济贫’，为人民做好事，后来投奔湘军，杀地主恶霸，就是易华的搞法。” 彭德怀是“霸得蛮”的深具湖南人精神的典型的英雄人物，六百多年前的易华也早就是“霸得蛮”的典型的英雄人物。

善弈兄，通令和棋聖

元末明初真正的英雄不是朱重八这种满手血腥的剥皮人魔，而是聚义起兵反堕粮的易华

四百年的时间，湘乡遭受了史上罕见的“堕粮”困苦。1637年，朱元璋围汉帝陈理于武昌，陈部粮食将尽，飞檄湘乡调粮。被汉政权授职参政的易华从湘乡紧急筹集了十万八千多石粮食，送到了武昌，使得陈理的部队坚持了好几个月。城破以后，朱元璋从缴获的粮册里面发现了湘乡运粮的情况，就做了一个非常不人道的决定，以十万八千担粮食作为湘乡人今后每年的粮赋确定下来。这是个什么样的负担呢?从宋朝至元朝湘乡的人口约十万人，粮赋在三万三千石至三万五千石之间，朱元璋这个匪夷所思的决定把湘乡人的负担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两倍多。而且，朱元璋还两次派兵征伐湘乡，致使湘乡“千村血洗，万灶寒烟”。明朝初年，湘乡人口锐减，从江西迁了一大批人过来，还只有74079人。“堕粮”使湘乡人苦不堪言，十室九空。湘乡主要是丘陵山地，本来田土就少，许多人因不堪重负，只得逃荒要饭，远走他乡。到明朝万历年间，全国人口统计，湘乡只有45701人，过了约220年人口不仅不增，反而还减少了28278人，可想而知，湘乡人当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湘乡残破到了什么程度!一直到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才把湘乡的粮赋减少到52289石。所以，近四百年间湘乡人过的是暗无天日的生活。在“堕粮”前后，湘乡发生了两次大的人口迁徙，一是洪武初年，从江西等地迁了一批人到湘乡来，包括毛主席的先祖毛太华就是从云南迁到湘乡城区菲子桥(毛主席的七世祖，再从菲子桥迁到韶山)，还有陈赓的先祖、黄公略的先祖，都是从江西等地迁过来的。第二次大的迁徙发生在取消“堕粮”以后，由于负担减轻，很多流离失所的湘乡人又回到了湘乡，包括还有外来的一些人迁徙到湘乡。今湘乡人口音、习俗、性格的差异，主要源于人口的大量迁移。到嘉庆20年(1815年)湘乡的人口达到了583205人，已是全国人口大县。可见，湘乡人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长达四百年的残酷压榨、践踏，没有将湘乡人的精神压倒，湘乡的脊梁并没弯，相反还使湘乡人养成了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性格特质。挺过了“堕粮”之苦，还有什么艰苦可以吓倒湘乡人?在“堕粮”之困部分解除以后，湘乡人终于可以喘上一口气，经济社会得到恢复和发展，湘乡的人口呈爆发性增长，三十多年以后，为湘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与军饷。

从1852年至1871年，20年之内湘乡出现了人才井喷现象，可以说是人才甲天下。湘乡人以军功获得官职的有10724人，其中文职1055人，武职9669人，是名副其实的万官县。文官中，大学士总督1人，巡抚5人，布政使3人，按察使5人，道员32人，知府43人；武官中，三品以上的有2553人，其中提督182人，总兵405人，副将559人，参将557人，游击850人。这些人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顺治时湘乡县令叶良礼说:“湘乡之苦，无大于堕粮一事，三百年积患弗除”; 康熙时湘乡知县刘履泰指出:“明初定楚，大创逆党， 曾以邑人易华所助陈友谅之粮，如数科之，遂成三百年之隐痛也。湘之为湘不可问矣! 厄于苛政者十年， 厄于兵火者三十年，厄于租庸调者三百年矣! 促席问故，则明初定楚大创逆党，曾以邑人易华所助陈友谅 之粮如数科之，遂成三百年之隐痛耳。”按《明史 ·食货志》载:“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平均一亩在五升左右。湘乡为了满足税粮数额，一方面湘乡田本下田，不得已而分为上、中、下三则科粮，“上则每 亩九升九合九勺四抄，中则九升三合三勺四抄，下则八升二合一勺六抄八撮。”另一方面是“纸上加亩”， 就是“捏添田亩”，“前明册载田一万七百四十顷二十五亩三分八厘一毫五丝”，“此系堕粮无着，纸上加摊之亩数。”其后更有山水冲划、河岸崩塌、山脊冈阜无水荫注、积年荒废者俱在此数之内。顺治八年湘 乡知县南起凤奏文中写到“各县竹山塘屋不入正粮， 独湘乡荒山涸池尽行照田派征，是以每田一亩分作三 亩起科。” 由此可见湘乡百姓税收的繁重。明宣德年间，大理寺评事(湘乡)邑绅贺宗曾以水灾奏减税粮四千石，但对于十万八千石而言，意义不大。康熙年间偶有减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堕粮”所带给湘乡百姓的重负，直到乾隆二年才最终解决湘乡赋税繁重的问题。“湘乡赋税困于明之浮堕憔悴已极，直到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朕闻湖南长沙府之湘乡浏阳二县较附近之长沙、 醴陵、湘潭、宁乡等每田一亩所完钱粮俱重二三分不 等，小民输纳未免拮据。查长沙为省城首邑，与湘浏毗连，其粮额旧为适中，似应将湘浏二县钱粮比照长沙则例，则小民力量宽舒。”从明代到清乾隆前，湘乡一直苦于堕粮，“自元视明，额增十倍有余，苦累三百余载”，而“民悲流离之日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