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内向东北移民的历史，称得上“源远流长”。不过，移民浪潮具体究竟始于何时，“在有清以前，无籍可考”。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汉族成为东北地区的多数民族，“是发生于清朝晚期的事情”。需要指出的是，东北汉族人口显著增加的具体原因，并非是当地汉族人口的生息繁衍，而是源自以华北地区为首的内地人众的不断迁徙——这便是广为人知的所谓“闯关东”。那么问题来了，“闯关东”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进程？“闯关东”的人众主要源自何方？为什么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闯关东”？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闯关东的历史进程以清军入关为起点，清朝的“移民东北”政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点，即初期（1644—1667）的 “开关”、中期（1668—1859）的严格封禁以及后期（1860—1911）的全面开放。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清军占领北京（拓展阅读：理智看待：“明亡清兴”，究竟是“人祸”还是“天命”？）。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决议“迁都北京”。九月，人在盛京的顺治顺利抵达北京，“亲诣南郊告祭天地，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坦诚说，这次迁都与其说爱新觉罗家族的大迁移，倒不如说是一次“举国”的大搬家。资料显示，“从盛京迁移北京的人流，三十五、六日间络绎不绝”，“行李俱用骆驼运送，亦有用马者，然其马并不施以鞍蹬，其行李皆露于外”。简言之，除盛京和锦州等几处留驻有少量兵丁之外，绝大部分人众都迁入到了京畿地区——这便是历史上 的“从龙入关”。人口学家推算，南迁的总人口很可能超过了90万人。

但对于初入中原的清朝统治阶层而言，无论是割据南方大部的南明政权，还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都是颇为难缠的对手。基于巩固统治的考量，“开发东北”被提上了官方日程。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开发东北”一事，清朝统治者们一直颇为纠结。一个富庶的东北，固然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但考虑到东北地广人稀的现状，具体的“开发工作”只能依靠关内人众来完成——外来人口的大规模涌入，势必会影响当地旗人的生计与固有风俗。

在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清廷还是下定决心，“重启”辽东地区的重建工作。顺治六年（1649），清廷下旨，号召“从龙入关”的辽东汉人“返回关外”。顺治十年（1653），清廷正式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对于负责“招民”的官员，政府会参考“招民”人数的多寡予以不同程度的提拔；对于主动出关的人众，官方也会赠予耕地、种子、口粮等赞助。很快，“燕鲁穷氓闻风踵”，“（他们）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成群结队出关觅食”。

在今天看来，“开垦辽东”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果。资料显示，截至顺治末年（1661），宁远（兴城）、锦州、广宁（北镇）等地“人民凑集”，奉天、辽阳、海城一带“稍成府县之规”。据《盛京通志》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辽阳、海城新增人丁3723丁；顺治十八年（1661），奉天府人丁总数为3952丁，其中辽阳、海城二地新增人丁占到了94%，盛京地区的总丁数多达5557丁。康熙元年（1662），辽阳、海城、锦州三处的新增人丁为420丁；截至康熙七年（1668），承德等6州县新增人丁2643丁。显然，这些新增人丁绝不是自然繁衍的结果，而是移民大量迁入的表现。

就在辽东招垦“初见成效”之时，清廷突然在康熙七年（1668）、即康熙皇帝亲政的次年，全面废止了“辽东招垦令”，还正式发布了《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至此，东北进入了长达200余年的封禁期。根据《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对于意欲赶赴东北的关内人众，官方予以“事先起票，过关记档，只身放行”的限制措施；对于已经进入东北的内地人众，清廷令其“取保入籍”，“不愿入籍者，限期十年，勒令回籍”。从康熙九年（1670）开始，清廷以开原威远堡为起点，沿东北方向重修了止于今吉林北法特一带的长达690华里的“新边”，并严禁边内的汉族人众“越边”进入边外垦荒；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在柳条边内划定“旗界”和“民界”，不仅将所有民人（汉人）迁出旗界，禁止旗民混居。

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的限制政策看上去“颇为正式”，但各方执行的并不严格。因此，“偷渡去关外”的现象时有发生。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全面封锁”，是乾隆时期的事情。乾隆五年（1740），清廷率先颁布了对奉天地区的封禁令，内容要点如下：严山海关出入之禁，“山海关出入之人必宜严禁”，今后凡携眷移居关外之人，无论远近，不准放出；严商船私载之禁。凡浙江、福建、山东、天津等关内沿海省区赴奉天贸易船只，一律不得载运与贸易无关之人；严格保甲稽查。无论旗民一体详查，愿入籍者编人当地保甲，不愿者逐回原籍；严格清丈民旗土地。奉天空闲田地专令旗人耕种，汉族民人禁止开垦；严禁在奉天地区开矿取利及重治私挖人参者。

除了奉天地区之外，柳条边外的吉林地区也是封禁的重点（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为什么长白山会成为朝鲜的“圣山”？）。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流窜进入长白山地区“采参捕珠淘金伐木”的“关内流民”，让乾隆本人感到十分恼火。对此，《柳边纪略》如是写道：“（当时）采山者山东、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采者也。每岁三、四月间趋之若鹜，至九、十月间乃尽归，岁不下万余人”。乾隆推行的封禁政策，为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所严格恪守，并不断具体化、细节化。可即便如此，官方依然无法做到“全面封禁”。进入19世纪以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以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使得规模庞大的关内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进入东北。截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东北地区的移民人数总计约有131万，他们几乎都是在这一阶段进入东北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数量不小关内人众进入东北，但依然很难改变北部边疆武备空虚的现状。咸丰八年（1858），中俄签订《瑷珲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被割让给沙俄”。对此，《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陷入“南北夹击”的清政府，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他们开始鼓励内地人众前往“帝国边境”开禁放垦。原因很简单，这一举措不仅能有效缓解关内的人口与粮食压力，还能依靠民垦收入度过财政难关，进而达成“抵御外侮”的目的（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人口的高速膨胀，点燃了清末西北民变爆发的导火索）。

咸丰十年（1860），吉林将军景淳奏请清廷，“开垦吉林乌拉、阿勒楚喀、双城堡等处禁荒，容纳流民，接济京饷”。同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不仅在奏文中提出了“旷地既有居民，预防俄人窥伺，并可借资抵御”的观点，还建议户部颁给移居东北的内地人众官方执照，“准其永远为业”。咸丰十年（1860），清廷率先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次年，开放了吉林西北草原；同治三年（1864），开放伊儿门河流域；两年后，开放了位于吉林桦甸县北的桦皮甸子；同治七年（1868），开放了“禁中之禁”，即皇帝的狩猎围场盛京围场和吉林围场。

可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移居东北的内地移民，在数量上依然谈不上庞大。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闯关东”大潮，最早出现于光绪年间。光绪四年（1878），清廷解除了“汉族妇女不得移居关外”的禁令。光绪六年（1880），官方不仅宣布“满汉同等待遇”，还制定了囊括有放荒、免税、补助等三项奖励移民的优惠政策，鼓励关内人众移垦东北。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允许沙俄在东北境内修筑中东铁路。次年，中东铁路正式动工修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沙俄官方还制定了“每年向东北移民60万”的计划。这一消息传至京城后，朝野上下大为震动。至此，“向东北移民”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伴随着中东铁路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正式通车，移入东北的关内移民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加。次年，东北三省“全面开禁”，关内人众“闻风而动，纷至沓来”，出关人数“日难数计”，“数百年封禁之地利，遂至荡然无存”。简言之，“向东北移民”在近代迎来了第一次高潮。对此，《申报》如是写道：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营口）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截至宣统二年（1910），仅山东一省“每年春融之期，结队入东省，其数额颇巨，殆有络绎不绝之势”，“从烟台、登州、龙口到达东北的人众，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

那么问题来了，有清一代迁入东北的内地人众究竟有多少？ 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的数据显示：东北人口从1753年的22万人，用了近60年的时间（1812）增长到了124万人，又用了不到80年的时间（1891）暴增至550万，20年后（1911）更是涨至1841万。人口学家估算，在这1841万人口中，关内移民至少超过了1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