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文化是2000多年来以今宣城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为区域中心，生活在此区域内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城市是文化载体。宣城这座城市，从远古至今经历了古县邑—贸易城市，丹阳郡—江南西部中心，宣城郡—江南奥壤，宣歙道（宁国军）—皖南区域中心，宣州（宁国府）—皖南首位城市，宣城市政府驻地—与上海、南京、杭州等同为长三角区域城市中心区的变迁过程。在江南文化历史演进中，宣文化表现为早起而中兴，中兴而昌盛，昌盛至辉煌，辉煌因战乱毁灭而沉寂，沉寂又因缺少“鼓与呼”而沦为鲜为人知的“隐学”。

先秦时，宣城境内水阳江人文化是江南史前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宣城铜开采冶炼技术在江南处于领先地位；依宣城为楚国长江下游商贸中心城市推算其建城史与苏州、绍兴、扬州、南京等基本同步。

从考古资料看，江南史前文明，如同一串散落的珍珠，在霞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宣城境内旧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主要沿水阳江主流和支流的河滩阶地，代表有陈山遗址和官山、毛竹山遗址，距今约为80—10万年（《宣城文物解读》，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古人类专家称之为水阳江人，其创造的文化被称之为水阳江人文化。新石器时期，宣城境内孙埠遗址发掘的部分文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认为与南京阴阳营、锁村出土遗物相似；广德下阳遗址的新石器文化与浙江杭州的良渚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并有自身显著特点（《宣城文物解读》）。

夏、商和西周时期又称青铜时代，江南铜文化强势崛起。《禹贡》称扬州“贡唯金三品”（即金、银、铜）。《汉书·地理志》载：“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有专家推断“吴越剑之源，应在皖南（杨立新：《皖南先秦青铜文化初析》，《宣州文物》，1998年第6期）。”宣城境内的铜矿，属于鸡窝型，埋藏浅，便于古人开采。春秋时吴国得以强盛，西汉初年吴王刘濞发动“七国叛乱”，依赖宣城等地铜的开采冶炼的优势也是原因之一。《括地志》：“铜山今宣州及句容县皆有之，并属鄣郡也。”元封二年（前109）在今宣城市区设丹阳郡。“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安徽省志·文物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汉有佳铜出丹阳”。丹阳郡以产善铜著称，所产之铜名曰“丹阳铜”。《前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全国105个郡国，设有工官9处，监官30处，铁官39处，唯铜官只设丹阳郡一处。直至唐代，宣城一带铜矿采冶业经久不衰。《新唐书·食货志》载：唐初全国“凡银、铜、铁、锡之治，一百六十八处”，宣城名列第二。

《鄂君启金节》载，公元前323年，封地在湖北鄂城启拥有的一支150艘商业船队，每年在爰陵邑进行商品交易，城中设有水关关卡，驻有税官，负责管理商品贸易，向往来商人收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和黄盛璋教授反复论证爰陵邑就是今天的宣城（谭其骧：《再论鄂君论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直至六朝时，宣城仍为闽、浙、两粤至长江南岸的商运枢纽。在江苏城市体系中，南京、苏州、扬州是传统中心城市的代表（《中国地域文化通鉴·江苏卷》下编，中华书局，2013年）。前514年，吴王阖闾委托大臣伍子胥督建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城的基础。前490年，绍兴建城。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为扬州建城之始。前472年，越国丞相范蠡奉越王勾践旨令在南京秦淮河畔修筑越城。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宣城建城基本上与苏州、绍兴、扬州、南京同步。

西汉时宣城、苏州为江南西、东行政中心，东汉时宣城与苏州、绍兴为江南西、中、东部行政中心；东汉佛教传入宣城，是江南佛文化最早传入地；三国时丹阳太守沈莹著有“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的《临海水土志》；东汉宛陵（今宣城）人吕盖被收入《后汉书·和帝本纪》。

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刘彻在今宣城市区设丹阳郡。《汉书·地理志》载，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阳。从行政区划来讲包括今皖南苏南浙北和赣东北约60个县（市、区）。历史学家劳干计算的面积为5.97万平方公里（劳干：《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约占今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35.8万平方公里的16.68%。汉代的郡是国家一级行政区。这直接说明了宣城是汉代江南西部的行政和文化中心，与江南东部的行政中心、会稽郡治所吴县（今苏州市），并为江南地区两大行政文化中心。永建四年（129），汉顺帝分会稽郡浙江（钱塘江）以西部分设吴郡，以吴县为吴郡郡治，会稽郡仅保留浙江以东部分，改以山阴（今浙江绍兴）为会稽郡治。宣城、苏州、绍兴分别为江南西、中、东三大行政中心。

建武六年至十四年（30—38），中水侯、五官中郎李忠来宣城任丹阳郡太守，“起学校，习礼容（《后汉书·李忠传》载：“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传播中原文明，普及中原文化，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通晓儒学的人才。东汉末年徐州刺史陶谦曾是丹阳郡学的官学生。永平十三年（70），崇信佛教的楚王刘英因被诬谋反，明帝将其遣送至丹阳郡泾县。随从多达千人，其中不少是信仰佛教之人，这是佛教首次传入江南的历史记载。顺帝年间（126—144），泾县始建的万寿寺，标志着江南开始建造佛寺。东汉末年丹阳人笮融（？—195）建造的寺庙“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这是我国正史上对兴建佛寺佛像及社会上一般民众信奉佛教情况的第一次明确记载。赤乌二年（239），丹阳郡开始建造佛寺。永宁年间（302），在宣城建永安寺和永安塔（后改名开寺塔），至今仍耸立在宣州区开元小区内，已有1700多年历史。

《后汉书·食货志》载：永初七年（113）九月，中央政府从丹阳、豫章、会稽等调运租米，赈济长江以北的庐江、九江等郡受灾饥民，说明丹阳郡已有一定的粮食储备，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永和五年（140），丹阳郡户数136518，人口630545（《续汉书·郡国志》）。宛陵（今宣州区）人，吕盖，永元九年（92）十一月由光禄勋迁司徒。范晔撰《后汉书》时将其收入《后汉书·和帝本纪》。

三国孙吴，历经数十年残酷征讨，从丹阳郡山区“徙出外县”的山越人，见于文献记载的前后不下二三十万，“强者”编入军队，“羸者”不是补为屯田客（即国家的农奴）就是赐与功臣充当佃客。境内由山越之地变成南方汉人之地。吕范、诸葛瑾先后被封为宛陵侯，蒋钦被封为宣城侯，周泰被封为陵阳侯，韩当被封为石城侯，徐琨被封为广德侯。宣城一带经济开始繁荣。

“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沈莹，约264年在宣城任丹阳太守，280年率青巾军在当涂牛渚抵御西晋大军时战死。

六朝时宣城为近畿要地，江南奥壤（地理意义上的腹地，经济意义上的沃壤）；东晋时宣城境内诞生了第一个文学家族；北南胡汉政权对峙的130多年间，宣城与南京、绍兴对中原汉族正统文化保存、传承、发扬与光大，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南朝后期，江南境内居民主体南方汉人为北方汉人所取代，民风“尚武”转向“崇文”，为“艺文儒术，斯之为盛”（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文明之邦，宣城更是帝王封土或食邑，又因范晔、谢朓、江淹等文化名人，进而成为文化名邦。宣城郡怀安（今宁国东南）人杨运长为皖南正史单独列传第一人。

西晋永嘉初，琅琊王司马睿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晋怀帝“增封宣城郡二万户”为琅琊王奉邑。元康元年（291）三月到六月和元康九年（299）至光熙元年（306），“八王之乱”引起“五胡乱华”，洛阳、长安沦陷，司马睿、王导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晋朝，史称“东晋”，宣城为近畿要地，是中原世家望族除京城建康之外的首选之地。据宋明时期地方志和家谱记载，北方的桓、杨、刘、查、程、鲍、黄、谢、詹、胡、郑、余诸姓有不少人分布在境内。从低估计，到南朝后期，境内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境内由南方汉人之地演变为北方汉人之地。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不仅直接促进了宣城人口的增长，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宣城经济因此快速发展起来。

南齐建武二年（495）宣城太守谢朓《宣城郡内登望诗》诗曰：“溪流春谷泉”“桑柘起寒烟”，当时的宣城一带已是流水潺潺，农桑一片。东晋历代琅琊王之封从不间断，在诸王中地位最高，皆以宣城郡为食邑，或兼食会稽。司马睿为琅琊王时，封其子司马裒（300—317）为宣城郡公。司马睿登基即皇帝位，以宣城郡公司马裒有成人之量，欲立为皇太子，被权臣王导阻止，改任琅琊王，食会稽、宣城五万二千户（《晋书》卷六十四《宗室传》）。司马裒死后，又封其少子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为琅琊王，“食会稽、宣城如旧（《晋书》卷九《简文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