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学，一般是以先秦经典和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为根基，及其后历朝历代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体系所组成的传统文化的统称，可以泛指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所有学术内容。

1920年代的罗素预言：假若中国人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资金，那么在未来30年内，他们将会在科学上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很可能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复兴的热情。

罗素认为中国更具有宽厚慈善的观念和知足常乐的观念，这使他们有能力阻止自己陷入西方资本主义无休无止且毫无意义的竞争。罗素认为，中国文明本质性的不足在于缺乏科学传统。中国人仍然保存着逗乐的闲暇，以及沐浴阳光进行哲学讨论的快乐。所有阶层的中国人，从世间万事中都找到欢乐，一句笑话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罗素：“我相信，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地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价值仍然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以现实需要的形式而存在于中国现代社会乃至未来的社会之中的。“现代性”就是对传统文化所做的“现代性转换”。

最早用“家”（学派）来称呼诸子学说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这“六家”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即道家）。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以及班固认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学派有“十家”，除上述六家外，还有农家、杂家、纵横家，以及在街头巷尾说故事的“小说家”。

汉字不仅仅只是用于交流的语言符号，更是反映中国人思想情感、行为习惯甚至是宗教信仰的故事合集。《说文解字·叙》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陈寅恪认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西游记》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作品，不仅形塑了中国人的儒释道精神，更是中国文化全球化的超级代言人。从人类迁徙与旅行角度看，西游记是一次伟大的文化朝圣之旅，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快乐、神奇、充满信仰的中外文化交流之旅。

修行的目的，是为了淬炼出更强大的自我，更纯粹的心灵和更真挚的爱。

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中国理想的民族关系模式是通过道德的教化“协和万邦”，西方文化则比较偏重于竞争和斗争。

中国哲学家大都注意伦理政治，讲求实用，哲学思想很少涉及自然界事物及其规律。从总体上看，讲求实证和思辨是西方哲学在认识论上区别于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

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否定的，一种是肯定的。在否定的态度中还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忽略，一种是误解。在第一种情况中，某些西方哲学家并不关心除了西方哲学之外的其他任何哲学，包括中国哲学以及其他亚洲哲学。在他们看来，任何被称作哲学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都不在他们的哲学研究范围之内。 上个世纪以来，开始出现一些哲学史教程和著作包括了对中国哲学的描述和解释，特别是在对世界哲学的导论性著作中。至少一些哲学史的著作开始有意识地标注为《西方哲学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史。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完全出于自身需要，完全脱离了中国哲学的语境或背景。

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很少有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看作哲学系的组成部分。大多数讲授中国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教师可能会是在与宗教或文化研究相关的系或研究所里。对中国哲学发生兴趣的西方哲学家数量正在增加。他们相信，中国哲学中有一些东西值得西方哲学家去学习，这在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后现代哲学）中变得比较流行。 某些西方哲学家非常希望能够从中国哲学中学习到许多东西，用以支持他们的哲学理论，或者是拯救危机和冲突中的西方哲学。例如，海德格尔比较尊重中国哲学中的道家思想。他与中国哲学家萧诗毅于1946年合作把《道德经》译为德文。

中国近代以来大师级学者多是某门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如冯友兰、胡适之于中国哲学史，贺麟于西方哲学史，金岳霖之于逻辑学，宗白华、朱光潜之于美学，等等。晚清学术中已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见识。冯友兰在古代文献中梳理出了子学、经学、佛学和理学的次序和理路。